小的時候,影響我最多的可能是我媽媽。都是我媽媽教我唸書,她一邊在縫衣服的時候,一邊會問我今天讀了什麼書,要我默唸給她聽;如果都唸對的話,她會說一篇《伊索寓言》的故事給我們聽。我媽媽的親哥哥是連溫卿,日本時代曾經做過「文化協會」的會長;他對日本的政治和歷史都很內行,我小時候曾聽過我舅舅和我媽媽用「世界語」〔Esperanto〕在對話。
所以後來我被抓去關的時候〔1979年高雄事件〕,我媽媽說:這是很平常的事,你舅舅〔連溫卿〕也被日本政府關過七年。
我的本名叫做黃金龍,選舉時改名為黃信介。起初連鄰居都不曉得黃信介是誰,我就告訴人家說,我和日本的總理大臣岸信介同名。
我第一次參選,是選第五屆的台北市議員〔1961〕;當時並不是我自己想選,而是因為我的朋友要出來競選,我跟著他去登記。那時候辦理登記的台北市政府行政科的朱科長是我行政專校同期的同學,他跟我說:「老黃啊,今天沒有人領表,你也領一份回去。」我說:「幹,我也沒帶身份證,也沒帶印章。」他說:「沒關係,大家都認識,你簽個名就可以了。」我想,領這個又不必花錢,就領了一份表回去;隔天的新聞卻報導了出來,大家就催我出來參選。我從要出來參選到登記完畢,總共花了不超過一百塊錢──領戶口抄本〔戶口謄本〕還有照個相而已;別的候選人,有的請客都已經花了幾十萬。票開出來,幾乎每一個投票箱都有我的票;別的當選人,兩個人加起來的票還沒有我一個人多。那一次我在第三選區〔延平、大同、中山〕以最高票當選。
那一次國民黨想要讓我倒,就叫洪炎秋出來對付我。洪炎秋根本是一個讀書人,其實他是一個人格很高尚的人,每次演講都說:「你們若不投我,投黃信介也好。」我不曉得他是說真的還是說假的,我也不太敢相信。
但有一次,他跟我坐在一起,私底下跟我說:「駛你娘!我實在是愛共產黨來,我比較辛苦也沒關係,這幫人〔指國民黨〕給伊死。」他那時候是《國語日報》的發行人。我受到最大的攻擊是陽明山管理局的局長潘其武,他以前是情報局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說我的壞話。我在士林和北投的政見發表會上就說:「這次真害!番邦跑來一隻「老豬母」〔台語「豬母」與「其武」諧音〕,做事不做事,把台灣的蕃薯園睡得快要壞掉了。」大家聽了哈哈大笑,結果我以高票當選。我大哥人在大陸〔黃金標1949年赴大陸遊覽時因局勢逆轉而無法返台〕,算是共產黨,警察一天到晚來家裡調查;我爸爸一害怕,就加入國民黨;我是無黨的,所以我們一家三黨。投票的時候,我爸爸就把身分證拿出來說,他沒有投我,是投給國民黨支持的候選人。
當選立法委員時四十二歲,是立法院裡面最年輕的委員。當時立法院內部規定,只要全體人數七分之一出席就可以成立大會,所以一百多人就可以召開院會。每次我要上台發言的那一天,立法院就會出現三百多人出席的場面,比平時多出一倍以上;但等我發言完畢之後,人就都跑光了,因為當時只有我敢在院會上發表反對的言論。蔣經國要組閣的時候,親自到立法委員的家裡拜訪。他來我家時,我不甩他,故意穿一條短褲去開門。他表面上說「行政革新」,其實很愛用特務,所以資深的立委都很怕他。以前陳誠做省主席時,都自己帶便當,怕被蔣經國暗算。其實蔣經國的政策只有一項「反共抗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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