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運動劃時代的一天 —— 黨外人士為余登發案遊行抗議紀實

作者：施明德

編者按：今年一月廿一日，震驚國際的余案爆發。黨外人士認為這是大整肅的開始，立即當機立斷，擬就「為余登發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聲言「這種軍事統治與特務統治傾向的加強，以及政治迫害的手段，都是我們覺得無法容忍，而堅決反對到底的！」並於翌日上午在高雄縣橋頭鄉舉行三十年來台灣第一次的政治示威遊行。此為往後黨外民主運動極具關鍵的重要行動，它的意義有二，一是對國民黨政治迫害的集體反抗；二是要明確讓社會知道，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知道，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們有意見，我們就有公開表達的自由。這對台灣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有莫大的鼓舞。本文記述這一關鍵性的行動，曾流傳於海外各地。今值國際人權節（十二月十日）將屆，原作者略做訂正後擲交本刊發表，蓋人民有「知的自由」！(美麗島雜誌第四期)

余氏父子被捕前夕的黨外活動

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國民黨政府在加強軍事戒嚴和暫停選舉下，動員所有的宣傳工具，對黨外人士進行全面性攻擊，從國民黨三中全會，各式各樣聚會、各大小報紙、電台、電視，到街頭張貼，都是一片殺伐之聲！把所有獻身於人權運動和民主改革的黨外人士，一律描寫為「共產黨徒」、「共黨同路人」、「野心不法份子」。而其宣傳方式很明顯地出現了荒謬的「三段推論法」：「人權運動者」（民主人士）即台獨份子；台獨份子即共產黨徒或共黨同路人；共產黨徒或共黨同路人是壞人。而「壞人」便該關、該殺！這一連串反常的舉動，顯示國民黨正企圖以「製造內部危機來移轉人民對其外交挫折的注視」，他們想藉機掃除新興的在野勢力的意圖，已顯露無疑。我們都深深體會到狂風暴雨就要來臨了。但是，面對台灣人民未來的禍福，我們不能就此沈默。

其實，早在斷交後第二天，在一次由黃信介先生召集的黨外小型聚會中，我們便已決定：

（一）、追求人權與民主的努力不能就此中止；但此項努力應謹防使中共得利。

（二）、應使國民黨了解，繼續推展民主憲政，不僅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國民黨的利益。任何軍事統治的傾向，不僅無益於台灣人民，也不利於國民黨。我們沒有消滅國民黨的企圖，我們只盼望在合法、和平的狀況下促進人權與民主。

根據上述原則，我們決定：（一）十二月廿五日在國賓大飯店召開全國黨外人士國是座談會；（二）籌組黨外常設聯絡機構。（三）元月二十九日，從台北啟程做環島拜年活動，沿途散發「黨外國是聲明」；（四）二月一日，在高雄橋頭鄉舉行黨外大餐會，由余登發先生具名邀請。請余老具名是考慮：第一，黨外大聚會不能只集中在北部，應在南部推展，以求平衡；第二，余老財力雄厚，又樂于承擔費用。

由於我是「助選團總部」總幹事，上述計畫便由我分別赴各地和有關人事接洽、陳菊配合協助。從那時起，我和余老有了多次的接觸。余老給我的的印象是：一位痛恨國民黨，但又處處遵守國民黨法規的人。

南下安排餐會

停止選舉後，我仍像選舉中一樣，處於被監視中。但我深信自己的言行完全合法，我心中一直坦坦蕩蕩。尤其，我深信人權不會由統治者自動施捨，並須由我們主動爭取；而任何爭取的行為，我們不能不準備付出代價。

但是，為了工作上的責任，我儘量在行動上保密，儘量擺脫跟蹤。

元月十八日夜，我由台北抵高雄，然後直奔余府。我把餐會的計劃當面報告余老。由於我匆匆南下，當時我進出余府並未受到注意。臨走前，我和余老約定第二天早上一起到橋頭「高苑商工」查看餐會會場。據說，我離開後，余老打電話告訴朋友我已南下，叫對方第二天派車接我。余老不是不知道他的電話早已「污染」，但他自信沒有什麼事不可告人，他從不忌諱什麼。

十九日早上，余老的朋友張武彥兄接我到余府（高雄市）監視情形已很明顯。余老上車後，一部黃色轎車緊隨著我們。在開往橋頭途中，張先生數度轉進小巷企圖摔掉追蹤者，但對方緊追不捨。余老當時曾斥責張先生：「我們走我們的，管他什麼人跟！我們省吃儉用，也不做非法事情，怕什麼！」

觀察現場完，余老邀我到八卦寮（既余老被捕之地）共進午餐。餐後，我和余老幕僚作餐會的細節安排。下午三點多，余老親自用車陪我回高雄親戚家中。沿途神秘車輛依然「護送」。

二十日下午我趕回台北參加王拓兄助選員詹先生的婚禮（註：詩人詹澈，當時顧及安全沒有寫上全名），婚禮後我和琳達、陳菊、蘇慶黎、陳鼓應，及某教授一同到郊外某地過夜。

 

余氏父子被捕

二十一日早上九點多，張俊宏太太打電話，話筒傳來令人不敢相信，又彷彿是期待已久的消息：「余登發被捕了！」我們不敢相信的是，為什麼找上余登發而不是別人？而所謂期待已久則我們早已意料國民黨必定會抓人。

由於大家都知道我才於一天半前和余老安排餐會，而逮捕余老的唯一動機，乃是他以黨外元老政治家身分積極支持黨外活動。所以，當時我們判斷這只是一連串消滅異己行動的第一聲！我們四個人（陳菊、陳鼓應、琳達和我）立刻離開該地，趕返台北張德銘法律事務所。

來到事務所，張律師外出未返，我立刻電請台北地區的黨外聚會研商對策。因為當天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已外出，不容易聚結。我們只好抱著能請到幾個算起個的打算。

十點四十分，我們已確定許信良、張俊宏、王拓會來，同時更令人驚訝的消息又證實了：「余登發之子，余瑞言先生在十點鐘也被捕了！」瑞言先生是一位好好先生，一位從不管政治、家事的人，而他竟也被捕了！

十一點，又來了四位年輕朋友——田秋菫、魏廷昱、蕭裕珍、李柏文。當時大家分析狀況，一致認為如果不採取適當反應，不抱著置之死地的決心，黨外人士將面臨絕境！而國民黨中的開明人士也將從此抬不起頭。台灣民主政治走到一個最危險的關頭。當時，我們已決定採取一些對抗行動了，於是派三位年輕人先出去安排一些事。

不久，許信良和張俊宏、王拓先後到來，彼此又交換了一些意見。俊宏兄表示有事必須趕到台中，但只要大家決定什麼，他一定追隨！俊宏兄是一位極有團隊精神的人，在競選期中，他是幾位完全聽任總部安排的助選員之一。

我非常了解國民黨的手法。一件平常人不准做的事，民意代表或有公職的人卻可以做。我非常感謝和欽佩信良兄在當時所表現的氣魄和膽識。

信良說：「選舉停止後，國民黨一切反乎民主的舉動，我們可以視為是他們的自保行為；但是，捉余氏父子已是一種攻擊行為！像余氏這樣在高雄地區擁有勢力的人物都捉，還有什麼不敢捉？我們不能再坐待別人宰割了。

於是，幾種可能採行的反應行動都被提出討論。最後一致決定選擇「遊行抗議」。至於應在何處示威遊行，有兩種意見：

王拓和鼓應主張在台北市，並以警總為中心，他們的理由是：（一）台灣多年來恣意逮捕異己的是「警總」而非國民黨全體，但始終沒有人趕于直接對「警總」抗議；（二）台北市是台灣的國際都市，以台北市為示威地點足以引起國內外注目；（三）重要黨外人士多在台北，聚結較易。

但是，我和蘇慶黎反對在台北市，主張到高雄縣橋頭鄉遊行。我的理由是：（一）余老是高雄縣元老，當地人了解他、信任他、愛戴他，任何政治運動都不能脫離群眾，否則必得不到共鳴。（二）台北市商業氣息濃厚，人情冷漠，加上認識余老的人並不多，行動起來阻力太大。（三）逮捕余老的同時，特務勢必同時加強監視各重要黨外人士，並判定黨外人士必已人人自危，不敢到余家，捨台北就高雄，正可收「出其不意」之效；我們以弱勢抗強權，必須避其實攻其虛。於是大家都同意到高雄示威遊行，當即由信良兄口述「抗議聲明」，王拓記錄整理並複印。

分配任務時，信良兄提議我擔任此次行動的總聯絡人。然後，當場指定任務如下：陳菊負責機動工作小組和台北連絡人；王拓和陳鼓應負責中部連絡工作，蘇逸凡和琳達負責新聞連繫；許信良負責省議會方面的工作，並和余氏家族（余陳月瑛、黃友仁）洽商。大家身上都沒有很多的錢，琳達只好跑去借錢。當時，我們決定：

• 不用電話，以免消息外洩，能找到幾位算幾位，速度比人數重要。
• 通知時，只說去慰問余家，不提遊行示威，以便減少心理壓力。
• 晚上十點，俊宏兄、信良兄和我應在省議會再聚會一次，以便作最後決定。
• 第二天早上九點，大家應分批抵達余家。
• 在高雄設一個聯絡站。（由於我在高雄的親友電話都已「污染」，最後，我臨時請從未介入選舉的朋友趕到高雄安排）。

下午兩點，大家分頭進行各自的任務。

 

陳菊夜奔高雄‧林義雄交待後事

陳菊離開事務所後，立刻電請林義雄從宜蘭趕回台北，請姚嘉文趕到台中省議會（姚在彰化）並帶走蕭裕珍、李柏文、魏廷昱，以便製作大字報、標語。下午五點，林義雄回到台北，陳菊告訴他南下計畫，並請義雄兄去徵詢康寧祥先生的看法。

義雄兄是一位極有原則而又冷靜明智的省議員。他在一年多的省議員生涯中，所以最受尊敬，絕非偶然！他是黨外最具潛力的領袖之一，他聽完陳菊報告，知道此行不是兒戲，立刻對其秘書田秋菫（田小姐本來也準備南下）交代後事。他是位律師，他了解在國民黨戒嚴令下參加遊行抗議，其後果是難以預測的！

在民主國家裏，遊行示威是人民的權利。但是，在台灣，像這樣一次最溫和的行動，竟然要冒著生命的危險！

義雄兄由於必須再處理其他事務，不能和陳菊一併南下。分手時，他對陳菊說：「如果明早六點我還沒有向高雄聯絡站報到，你們可以斷定我已被捕了，除非被捕，不然我一定趕到！」

陳菊和三位青年人在七點鐘租了一部轎車，在寒冷的夜幕下直奔高雄。離開繁華的台北市區時，她（他）們不約而同地對台北說聲再見！

唉！古來壯士有幾人？他們都已抱著為人權、為民主、為自由獻身的豪情和壯志！但願不會「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陳鼓應、王拓中部招兵

多年來，陳鼓應一直在火燒島邊緣徘徊。去年選戰中，他和陳婉真的搭配成了台灣最具挑戰性的聯合競選陣容。選舉甫告中止，他們倆終於被開除了黨籍。逮捕的陰影始終圍繞著他，陳太太有一次告訴我：「如果他們捉鼓應，我將帶著子女一起自殺！」他們家庭已陷入惶惶不安之中。那情景令我想起十幾年來我自己家庭的慘況。

王拓，以一位名作家參與選戰，由於出手相當重，「共產黨」、「台獨份子」的大帽子紛至沓來！

這天上午他們抵達台中，首先找黨外攝影家陳允中兄，然後由允中兄開車載王拓到張春男、黃順興處。陳鼓應則通知姚嘉文和其他人。最後，為找尋在台中暫時擺地攤賣內衣褲的陳婉真，陳鼓應幾乎踏遍了台中的地攤地帶。

晚上十一點多，他們抵達高雄，分別住進不同的旅社，同時以電話向臨時設立的「聯絡站」報到。

 

徵召曾心儀

我和琳達離開事務所，我對她做了一些必要的交待，並請她回家裡拿錢和衣物，約定晚上七點在火車站相會。情勢渾沌不明，我避免回家；琳達也不放心我獨行，但事非得已，她只好陪我在台北市區更換兩次計程車，確定沒有被人跟蹤後，她才放我走。

琳達先去邀請黃信介先生。不巧，黃委員已到台中，無法聯繫。

我下車後，先打電話告訴女作家曾心儀余氏父子已被捕了，並約她下午六點在一家西餐廳相會。在這次選舉中，曾小姐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態度協助陳婉真、陳鼓應。她在台上的演說語音哀怨，說到國民黨不法、不人道之處，如泣如訴，令人感動。她是這次選戰中最稱職的助選員之一。選舉停止後，她自動跑到黨外總部擔任義務工作，早到晚歸，從掃地、聽電話到草擬信件，都默默工作，毫無怨言。

隨後，我又去找兩位好友，告訴對方我將南下，我把所有後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們兩人都知道此行吉凶難卜，表情都極為嚴肅，把我的話一一筆記。

我經過十五年苦牢，飽嚐酷刑、折磨、脫離地獄僅僅一年半，我可能是此行諸人中對狀況的危險性體會最深的一個。但是事態發展到這種程度，我已毫不畏縮，更毫不懊悔。其實，自擔任黨外助選團總部總幹事以來，我已準備好再回火燒島了。每天進進出出，我都背著一個旅行袋。好幾次朋友問我，每天背這個袋子是不是其中有什麼機密文件？我告訴對方，我已是一個「透明人」，國民黨把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一言一行沒有任何非法成分，我不會給對方把柄。然後，我會給朋友看看我的袋子，裡面總是兩套內衣褲、牙刷、肥皂、衛生紙，和一些親人相片，這些是在坐牢時所必備的日用品。

六點，我和曾心儀聚首，七點在火車站和琳達相會。我們在火車站搭乘一部野雞計程車，三人都坐在後面。

在途中我才有機會對曾心儀作詳盡的報告。僅僅在十天前，我才陪曾心儀去訪問過余登發先生，並受到余老熱心接待。盛情猶在眼前，余老已成階下囚！曾心儀幾度激動的不克自己。她頻頻自語：「國民黨真是無法無天！」「他們會不會刑求余老？」此時，我又和琳達進一步討論我如果被捕，她應如何處理後事，我希望她儘速返美。

 

聚會台中省議會會館

俊宏兄離開事務所後，與其尊翁、弟妹驅車前往台中。途中，俊宏隻字不提余案，唯恐家人緊張不安。抵台中後，他前往水車餐廳參加南投鄉親們的聚會。餐會中，俊宏接到我們將南下示威抗議的決定。他特別把幾位年輕朋友叫到旁邊，告訴他們余案實況。他說：「明早我將獨自南下，今後我們也許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但我相信你們仍會為民主政治繼續努力……。」然後，他趕回省議會會館作必要的準備和部署，特別是把中部地區的黨外人士集合在省議會。

夜十一點左右，我們抵達台中。我撥電話給俊宏兄，俊宏要我速到省議會他房中。我去時已有不少人在場了。余氏家族余陳月瑛、黃友仁父子、姚嘉文、許信良、何春木兄弟都在。我們聽取余陳月瑛報告早上余氏父子被捕的經過。許信良竭力把氣氛沖淡，請余陳月瑛馬上回去，不必再到台北奔走了。又勸大家明天早上九時一定到橋頭慰問余家。何春木表示一定去。

信良和我退出房外，信良說一切都可以按中午的決定進行。我還有事必須辦，不能多所逗留，我得先南下。姚嘉文走過來，問我到底要幹什麼？他有車，我便說上車吧，到高速公路再說。曾心儀、琳達、姚律師和我四人先行離開。到省議會門口，張春男正好趕到，他也問要幹什麼？張春男是黨外最堅守原則者之一，他的剛正不阿，得罪不少人，也贏得不少人尊敬。當時我告訴他，我們要走了，你去問俊宏。我們上車時已快一點鐘了。

姚嘉文這幾年來一直是黨外最傑出的律師，他豐碩的知識和磅礡的氣勢，使他介入近年來每一件黨外法律糾紛中。他不但在黨外集團，乃至台灣人民心中已建立起人權大護法的聲譽。如果單看他和國民黨正面抗衡的作風，許多人也許都會以為他是「好戰派」，其實嘉文是一位凡事崇法務實的溫厚君子。

 

驅車向高雄飛馳

這時，我才告訴嘉文兄此行的計畫。我們簡略討論了幾個法律問題。嘉文兄毫不驚畏，他是黨外工作者中最冷靜的一個。從這夜裡，我發現一群黨外工作者，都具有最高度的團隊精神。這是以往黨外人士最缺乏的條件。然後我們把話題轉到余氏父子。

「國民黨抓余登發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他平常有些言論太容易引起爭論，也使國民黨有似是而非的藉口亂扣『紅帽子』」，嘉文說：「像你我，國民黨怎麼樣也扣不上『紅帽子』，更扯不到和中共的關係。」

至於捉余瑞言動機和理由何在？我們實在想不通。捉余登發我們很容易發現他們的動機，余瑞言則不然。我告訴他們：「早上十點多，余陳月瑛回家告訴余瑞言，他爸爸已被捕時，余瑞言正在客廳打盹。余陳月瑛搖醒他，他聽後又打盹！再次推醒他，他睜眼看看，好像聽進去，又好像被捉的是別人，不是自己的父親。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到外面去吃早點，然後照常到內弟黃友仁的公館去看報紙，曬太陽。特務於十點多鐘前來捉他時，他還忙茫然地說：「你們幹什麼！幹什麼？」對於一位不問世事的人，捉他何用？難怪事後有人猜測：余家財富數億，不在余登發名下，便歸余瑞言，父子一起捉正可全部奪取余家財產。

夜已深沉，明晨將有一番刺激。我建議除司機外，大家睡一會。嘉文、心儀、琳達紛紛入睡。早一天在郊區談得很晚，今天一整天又忙碌，我很累了，也想睡一會，十分鐘也好。但想到我在此行中擔任總聯絡人，負實際指揮工作，有事必須安排，遇到情況必須判斷並作決定，無論如何也睡不著。

這夜寒氣刺骨，心儀和琳達緊緊依偎取暖。在路燈照耀下，我貪婪地捕捉窗外的夜景。啊！這片美好的鄉土，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我愛她，我願為她付出青春，流盡血淚……。

 

晨曦中巧遇林義雄

我們車抵高雄時已深夜三點半，由於必須工作，並為了防止特務知道我們已到高雄，我們決定不住旅館，整批到我好友黃重光先生家。應門鈴前來開門的重光夫婦，一臉驚懼。他以為特務又要來捉他了。重光兄十六年前曾被警總關了五年，去年「助選團」時，他擔任「第五選區聯絡人」，夫婦出錢又出力，相當熱心。

我和聯絡站取得連繫，知道陳菊、黃順興等人已分別到達。我再和陳菊通話，知道紙張、筆墨尚未準備，我只好又上街買文具。但深夜四點，店全關了，沒有一家門可以敲開。重返寄宿處，我和心儀開始提筆。她擬大字報短文，我擬簡短標語。擬完之後，我倒在客廳小睡半小時，曾心儀繼續工作到天亮。重光則又數次到門外探看有沒有監視者。

五點四十分我再度出門，先到陳菊投宿的旅社。我在門口撥電話叫陳菊。此時天色未明，忽然有一個人把帽子壓得低低的、翻起黑大衣領子來遮住大半個臉，雙手放在口袋中，他一直朝我走來。我手握聽筒，心想特務該不會只有一個人吧？再湊近些，「Nori，你怎麼在這裡？」對方說。

來人竟是省議員林義雄！我揶揄他，這身打扮真像特務！

連林義雄都這樣，可以聯想心裡是作了何種準備。陳菊出來，林義雄表示已整夜未眠，必須躺一下，準九時一定到余家。

我們買好筆紙，早報也出籠了，各大報一律以最醒目的版面和標題登載余氏被捕的消息。

我沒有時間細看，我再打電話找楊青矗。楊青矗在昨夜已從我派去的人口中知道一切。他負責通知邱茂男、周平德、郭一成和省議員邱連輝。楊太太說楊青矗已整夜未歸。後來才知道他連夜趕到屏東找邱連輝了。

六點多鐘，陳菊一行集合到我住的地方，準備寫標語和大字報。

聚集後，大家看到報紙幾乎都用相同的字眼把余氏父子描成極可怕的「共匪」，說什麼余氏父子接受華國鋒派令，擔任「南區司令官」，南部的「台灣新聞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更幾乎用第三版全版報導。從新聞報導中余氏父子已不是「嫌疑犯」，而是「已決犯」了。

這就是台灣的所謂新聞界！只要某單位一聲令下，便群起圍攻！不辨是非，做一面倒的污衊，人身攻擊。

余氏父子在未經開庭前，已被新聞界判決確定了！

看了這些報紙，我們九個人真是感到心驚！但，絕大部份的人都不相信浮沉政海三十年的余老會和僅僅見一次面的乩童吳泰安勾結！我們仔細再分析新聞報導，發現其中完全不合情理的細節太多，我們更堅信這是一次政治迫害！

二十二日早上九時，我和姚嘉文等人首先到高雄縣橋頭鄉余家。有余陳月瑛、黃友仁和余氏友好二十餘人在場。我們開始分頭工作，嘉文負責大門大字報，曾心儀、琳達負責寫紅綵帶上的姓名和布幅標語。

十點不到，已有二十餘人到達了，包括：

林義雄、黃順興、許信良、陳菊、曾心儀、陳婉真、陳鼓應、姚嘉文、王拓、陳允中、張俊宏、張春男、邱連輝、何春木、楊青矗、邱茂男、周平德、林景元、郭一成、辜水龍、陳永田、胡萬振、魏廷昱、蕭裕珍、李柏文（賀端蕃）、艾琳達和我，此外還有一些當地人。

我們先在室內開一次協調會議。這時，才正式公開提議遊行示威。最先，有人表示最好不要遊行以免授國民黨把柄。許信良當即表非：「事到如今，如果我們再不敢表明對政治迫害的絕對反對，對軍事統治的痛恨，我們只有任其宰割了，而天理、公道也將從此消失！」張春男率先附和，黃順興、邱連輝都堅定支持。於是全體同意遊行抗議。

我們這群慰問者取得一致立場後，余氏家族的問題又來了。余登發的女婿黃友仁縣長從昨夜便反對此事，此時立場未變，他有他的判斷。最後，還是余陳月瑛表示，她原本是一個保守者，但目前國民黨既捉她公公又捉他丈夫，她已不能坐視。她對我們這群義不顧身遠道前來的朋友表敬意！

這時忽然有一名不明身份的人衝進內門，口口聲聲說：「你們在開會！」吼叫：「你們開什麼會！」不表示身份反倒干涉我們的行為，惹起大家義憤，在姚兄和我與對方理論時，門外數百觀眾中有人喊打！縣政府秘書陳進昌先生大叫這個人可能是「共產黨」，企圖來製造暴亂！群眾情緒漸次激昂，對方才在「滾！」「滾！」的聲浪中抱頭鼠竄。

非暴力的和平遊行抗議

趕走那不明身分者（事後，發現他站立分局門前，左右由警察侍候）不久，高雄縣警察局長來電話告訴余陳月瑛不准遊行。對這種命令，我們已經聽了三十年了！法律之前，人人應該平等。如果遊行示威犯法，為法所不許，那麼一切遊行示威都應禁止。事實上，台灣已有次示威行動，像劉自然事件，像去年底對美國代表團的示威攻擊：所不同的是那些示威遊行是由國民黨授意的。難道只有國民黨才可以示威遊行？不懲罰他們，能處罰我們？近十一點，我們從內室走向前廳，一名分局局長擋住大門大叫，命令我們不准出門遊行！姚嘉文一馬當先，斥責對方：「為什麼不准我們出門？」曾心儀大叫：「你們要捉人就捉人，我們為什麼不能抗議！國民黨無法無天！」我們一群人紛紛發言，姚嘉文人高馬大，和對方又動口又拉扯，對方把守不住，我一閃身衝出門外，大家一齊跟進。此時門外以聚集近千民眾，大家熱血沸騰！

「開槍！警察開槍！我們不會還手！」警察的蠻橫令我不克自制，我雙手叉腰地挺立大叫：「開槍！我們不會躲避！」一位便衣警察看我大喊，馬上拍拍我的肩膀說：「施先生，我們不會開槍啦。」但吼叫之聲依然此起彼落，群情激昂。

我們在余家門口高舉大布幅合照，然後在陳菊、陳婉真平舉的「堅決反對政治迫害」曾心儀、胡萬振高舉的「立即釋放余氏父子」的標語下進行三十年來台灣第一次非國民黨發動的示威遊行了！

我們從余家門前右轉，走向縱貫公路，再到廟內燒香祈神保佑余氏父子平安，祈神啟發國民黨民主心智大開！沿途大部份群眾佇立旁觀，一部分跟隨；張春男則手持擴音器，呼籲群眾支持正義。鄉民從未看過如此的場面，難怪他們都露出一副替我們擔心的表情。我們沿途散發「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曾心儀舌戰南區副司令

我們遊行橋頭市區後回到余家，客廳內已來了三位不速之客。其中有警備總部南區副司令、高雄縣警察局長，和高雄團管區司令。我們不予理會，逕入內室。他們三人糾纏余陳月瑛和黃有仁，希望余家出面逼迫我們罷休。余家表示遊行與他們無關，礙難相助。最後，他們要入內室與我們談判。我們拒不見客，但警察局長自認位尊勢大，強行入內，立刻被我們砲轟出去。

此時已十二點多，我們吃便當然後離去。陳允中趁機在客廳拍下他們的照片。當時，副司令借用余家電話直接向台北總司令報告：「他們速度太快了，我們接到情報趕來時，他們連傳單都印好分發了。但是我一定在此坐鎮，請放心！」

門外群眾依舊大量聚集，客廳中也有數十個民眾。曾心儀從內室出來，看到三位治安人員還糾纏著余陳月瑛。她大為光火！

她說：「你們看她是女人好欺負，是不是？你們捉走她公公，抓了她丈夫，你們還想欺壓她！」

曾心儀越發激動，數落他們三十年來捉了多少良民，刑求拷打政治犯！她列舉事實，從人道主義和民主法治立場，嚴厲地抨擊對方。旁聽的群眾看這樣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姐，表現得如此義正詞嚴，大義凜然，不禁拍手叫好。副司令看群眾反應激烈，竟企圖驅散群眾，並試圖和曾心儀爭辯，但群眾一面倒，他們已知道誰有理誰無理。

「你們無權趕別人！我們歡迎的是關心余父子的人，你們不受歡迎！你們出去！出去！」

群眾拍手負荷，他們才怏怏離去。

戒嚴令不再是處女了！

下午兩點，我們乘車到鳳山遊行一週，發傳單，貼標語。然後轉到高雄市火車站。

在火車站轉一圈，隨即在車站廣場演講。琳達和蕭裕珍到佈告欄上貼標語。當時特務和群眾不少。其中有一個特務撕海報，蕭裕珍力阻，另一個特務則企圖毆打琳達，辱罵她美國人管閒事！情勢一度陷入混亂。姚嘉文和曾心儀聞聲趕去，護著蕭裕珍和特務爭辯，在混亂中只聽到姚律師大吼：

法律保障佈告欄可以張貼文字！撕毀佈告欄文字的是不法之徒！」蕭裕珍和曾心儀則在人群中振臂高呼：「誰無父母子女？我們抗議國民黨逮捕余氏父子！」

另一夥人是王拓、琳達和我，我拉著第六分局長張運和，責問他們為什麼要打我太太：「她是美國人，但我是台灣人，為什麼台灣人的太太不可以關心台灣人權和民主法治？」

張分局長頻頻道歉，說他的手下不認識琳達。我看天色已不早了，便請大家上車。

在北上途中本來還計劃在台南和嘉義遊行，但台北方面說黃信介和康寧祥已在家中等候，我們只好直奔台北，沿途有幾輛神秘車輛尾隨。

天色昏黑了，經過一天一夜的奔波，大家都已疲憊不堪。但，我們都知道已做了一件最有意義的事了。不管往後如何，即使因此被囚被殺，也是求仁得仁了。車子馳近新竹時，倒在最前的曾心儀忽然坐起來，回頭對我說：「施明德，國民黨的戒嚴令已不再是處女了，我們已強暴了這個三十歲的老處女了！」

回到台北，已是二十二日晚上十點半了，台北市區的燈光，明亮如晝，我們心中不禁祈求著：

但願台灣的人權和民主也能有大放光明的一天！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九日於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