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要從十九世紀末大清帝國到日本帝國時代發生在三峽大豹溪的「大豹溪事件」說起。樂信瓦旦的爸爸是泰雅族的總頭目瓦旦‧燮促，與族人一起反抗大清統治，1900年起率領族人反對日人伐木製樟腦的「理蕃政策」，直到1906年9月，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強勢發動戰爭，由深坑和桃園兩廳組成的1450名兵力的聯合隊，分兩路進擊大豹社角，雙方激戰數日，泰雅族人終不敵日警優勢武力的攻擊，大豹社總頭目瓦旦‧燮促（Watam ‧Shetsu）被迫遷離家園，率領族人遷往角板山的詩朗、志繼（今桃園復興鄉三民、霞雲村境內）。

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率領族人離開故土，遷往角板山附近的山林定居，然而和平的歲月沒有太久。日本人持續推動「理蕃計劃」，並步步逼進泰雅人的地盤。

 

 

1907年日軍與泰雅族右在枕頭山激戰，日軍獲勝後勢力進入角板山，泰雅族各社難以抵擋，有些只得向日軍歸降，或遷往更深山的地方，持續抵抗。大豹社總頭目瓦旦‧燮促當下體認到日本這個新政權，擁有現代化的武力及文明，為保住族人的命脈，因此決意向日本政府歸順。

1909年頭目瓦旦‧燮促親自前往角板山，向日本當局表示歸降之意，並將他的長子樂信‧瓦旦（Losin‧Watam）交予日本人充作人質，但歸降的一條附帶條件是要求日方讓樂信‧瓦旦接受新式的教育。1911年瓦旦‧燮促死於異鄉，終究無法帶領族人返回祖居地。

 

樂信·瓦旦進入角板山蕃童教育所就讀，取日本名渡井三郎。1921年3月從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10月返回泰雅族部落。

他歷任駐守高岡、角板山、象鼻、尖石等地區的公醫，一方面從事現代醫療並且傳授族人助產知識，對在原住民居住地區推展近代醫療貢獻極大。

樂信·瓦旦也常居於日本人與族人之間協調，全力爭取族人享有近代文明生活方式。1929年奉總督之命入贅日本四國愛媛望族日野家族女子，改名為日野三郎。

1940年成為前往日本參加「開國二千六百年慶典」的唯一高砂族代表。

1945年4月樂信·瓦旦被聘為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四個月後，日本戰敗投降，樂信‧瓦旦面對另一個新的政權來臨，改用漢名，並獲得一個新的名字──「林瑞昌」。1947年二二八事件，樂信‧瓦旦勸導族人勿參與反抗政府。事件過後，新竹縣政府頒發獎狀，以表揚他維護治安有功。

他誤以為「功在黨國」，1947年6月樂信‧瓦旦向三峽鎮公所提出「台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卑微地請求取回祖居地，內稱：

『我們台灣族（高山族）是台灣原住民族，往日住在平地』，他控訴清國、日本的侵犯、壓榨，期盼『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光復了台灣，可享受三民主義民族平等之德政…光復了台灣，被日本追放後山的我們，應復歸祖先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

他認為日本已投降，台灣已光復，當年被日本人逼迫離鄉的大豹社泰雅族人也應當光復故土，重返故鄉。然而三峽鎮公所認為時空環境已變遷，大豹社舊址已多為漢人所居住，大豹社返回故地的問題過於複雜，而且縣政府以”若山胞再返故居地，現有居民生活必致無法解決”而未准其陳請。樂信‧瓦旦就是原民還我土地運動的先驅。

 

1948年樂信‧瓦旦受聘為省政府諮議，遞補第一屆參議員及當選第一屆臨時省議員，成為當時唯一擔任省級民意代表的原民。他在議會上提出增加原民民意代表名額，以爭取原民參政權的主權，並要求日本人遺留的農村企業應由原民優先承領，改善經濟，和設置簡易師範儘速培育原民師資。更重要的是要求國民政府，歸還日本時代因武力征服，而讓原民喪失的土地。

 

 

1952年樂信‧瓦旦當選第一屆台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但在參與兩次大會後，11月遭到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逮捕。

樂信‧瓦旦原以「高山匪諜案」的叛亂罪名被判處15年，後來被參謀總長周至柔改判死刑，蔣介石核示「如擬」，1954年2月25日判決死刑確定。他們分別是:阿里山鄒族的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湯守仁）、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汪清山（嘉義縣警察局巡官，歌手高慧君的外祖父)、方義仲(達邦村村長),以及角板山泰雅族的樂信‧瓦旦（林瑞昌：臺灣省議員)及高澤照(桃園縣警察局巡官)。同年四月十七日下午 二時三十分,在被驗明正身之後,六位原住民社會的領導人被發交台北憲兵隊 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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