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施明德做錯了選擇，又或者他選對了，卻跳不上去，又跳不下來，忘記匍匐前進！
這一場歷史劇，可能不再那麼精彩。

施明德匍匐在日本宿舍屋頂，身後傳來艾琳達淒厲的叫聲。跳到巷子後，前方隱約看到情治人員的身影。他假裝是早起的人，伸著懶腰，慢慢向情治人員走近……

 

1997年接受口述歷史小組訪問時，施明德回憶：

既然決定要跑，我跨過安全梯到下面。兩棟日式房子中間有個圍牆，比人高一點。當時我有兩個選擇，一是跳上日本宿舍屋頂；一是下來走小巷。如果我下來，馬上會被人押走，所以我選擇往上跳。我想那個高度，即使我二十歲也跳不上去。但是就在三十八歲那天拂曉，在那樣的情境下，我竟然跳上去了。

我在屋頂上匍匐前進。之後沒幾秒就聽到後面傳來艾琳達淒厲的叫聲，劃破夜空。我停了下來，然後聲音不見了；後來才知道是特務把她的嘴巴摀住。那時艾琳達已經看到我在屋頂上，她藉此引開特務的注意。而之前我無意識把廚房的燈關了，光線照不到屋頂，因而特務沒發現我在屋頂上。

爬到日本宿舍盡頭，這時又面臨選擇。如果跳進圍牆裡，若被誤認為賊就麻煩了。所以我選擇跳到圍牆外。一跳下來，跌坐在地上，我脊椎本來就有問題，那一跌，一下子爬不起來。我乾脆坐著，看看四周，前面不遠是新生南路，另一邊巷底約略可見特務身影。我想，第一，燈光從新生南路這邊照過來，如果朝巷底走，臉背光在暗處，看不清楚；第二，他們認為我還在裡面，因為之前有過對話；第三，如果人跑了出來，一定夾著尾巴趕快跑，哪裡會向他們走去。於是我爬起來，像個早起的人伸懶腰那樣，慢慢朝巷底走，但是我也不敢太靠近。來回走了幾遍後，他們不看我了，我才趕快朝新生南路走。

走到路口，看到大安分局仍很平靜，顯然情治單位不曾通知警察。我跑過安全島，進入對街巷道，再從仁愛路二段穿出來。一出巷子，一個警察正好迎面走來。我看他，他也看我，要後退也不能，而且我穿襪子沒穿鞋子，手流血，褲子也沾了血。所以我乾脆走上安全島，脫掉毛衣，開始做很標準的陸軍操。他走近，我說：「早。」他也說：「早，做體操啊。」我說：「是。」他笑笑就走過去，我馬上轉身，不讓他看到沾血的褲子。

看著他走遠，我就在那裏等計程車。那個時刻車很少，終於有一部計程車過來，我也顧不得那是快車道，就從安全島上跨出去攔車。坐上車才發現自己犯了當天唯一的錯誤，我竟然從車前繞到右邊上車，司機可能看到我穿襪子沒有穿鞋，也可能發現我手上流血。那一刻，心裏真的有絲緊張。

 

到了新公園，施明德本能地往明亮處跑，最後竟跑到總統府！他覺得彷彿在向當局示威，興奮到了極點……

 

我也不曉得要去哪裡，直覺告訴司機去新公園，他卻繞遠路。當時我驚疑不定，我想如果他載我去警察局，我就要跳車了。結果他是想敲竹槓。在舊台大醫院旁下車時，我身上只有大鈔，找不開。怕他起疑，就告訴他是昨晚打牌贏的，就當小費。

下車後，我把襪子、擦血的衛生紙丟掉。那時天色還暗暗的，我本能地朝光亮處跑，沒多久竟然看到憲兵。一看，我竟然跑到總統府來了！那時整個人真的很興奮，也很阿Q地想，你要抓我，我就跑到這裡跟你示威！逃走的過程就像電影中才有的情境，那種心情好像是馬拉松的選手跑到終點得勝，旁邊的人在鼓掌，真的好興奮！後來跑到中山南路上，我才開始想：要去哪裡？

我想，親戚、黨外人士、外國人、外國機構、政治犯，以及我通訊錄上有的地方都不能去，我只能去不相干的人那裏。這樣一來，我幾乎無路可走。那時我只想到一個地方：陳婉真爸媽家〔陳婉真當時在美國〕。到他們家後我打了幾通電話，黃信介家沒人接，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家的電話都被切斷了。我又打給黃昭輝，告訴他抓人了；後來才知道那天林弘宣、蔡有全都住黃昭輝家。本來陳婉真的爸媽叫我留在那邊，我認為有危險。她弟弟要載我去彰化鄉下，我也拒絕了。我想，我不能離開台北，越危險的地方才越安全；而且，到偏僻的小地方，人家會知道你是陌生人，在大都市裡反而沒人會注意。大方向確定了，我離開陳婉真家，由她弟弟陪我到林樹枝﹝政治犯，施明德朋友﹞那裡。

到林樹枝家後，我請他去找趙振貳牧師〔聖經公會出版幹事〕。天黑後，他們陪我去吳文家，一進門，吳文牧師﹝石牌路德教會牧師﹞先幫我祈禱，關懷之情很令人感動。之後，幾個人開始討論怎麼辦。我想透過關係找不認識的人，就想到高俊明牧師；當時我與高牧師只在韓國牧師來台見黨外人士時見過一面，完全稱不上認識。吳文要我先住下，隔日再去找高牧師。後來晚間新聞出來，十三日當晚就懸賞五十萬元。

高俊明問林文珍長老願不願意協助施明德，剛開始林文珍很躊躇。她要照顧母親和兩個孩子，還有一個弟弟是智障。林文珍祈禱後，告訴高俊明：「好，我來負責。」

風聲鶴唳！逃亡26天，施明德從未離開台北市中心一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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